作者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照
河北唐山南湖曾经是开滦煤矿采煤沉降形成的废弃塌陷区，经多年修复和治理，如今已成为独具魅力的“城市生态会客厅”
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的大唐龙王沟煤矿，节能降耗、低碳发展已贯穿于煤炭的开采、运输、利用诸多环节
促进煤炭绿色开发 共建清洁美丽家园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既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推动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实际行动。
能源，是“双碳”目标实现的主战场，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煤炭作为我国自主保障能力最强的基础能源，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也使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推进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融，成为当下“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一系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问题有待我们深入思考，提出有益建议，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与中国共发展
1978年，我考入中国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力学师资班，本科毕业后师从我国著名力学家陈至达教授和著名采矿专家陆士良教授，取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和采矿工程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阶段，我通过数学力学基础理论研究煤矿巷道底鼓的机理和防治这一采矿界的世界性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4年，我作为当时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荣获煤炭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我的这项研究成果也受到澳大利亚业界的高度关注。同一年，我被邀请赴澳大利亚开展采矿科学和岩石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其间分别在澳大利亚西澳矿业学院任客座研究员，在芒特艾萨矿业有限公司（mount isa mines ltd, mim）任岩石力学技术专家。
在澳大利亚的3年时光给我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在那里我结识了不少澳籍专家和朋友，现在还常有联系，《神州学人》也是我那时最喜欢看的杂志之一。还有澳大利亚干净的环境、丰富的资源、善良淳朴的人们都给我留下了美好记忆。
还记得刚到澳大利亚时，我曾感叹那里的先进，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完全是我当时无法想象的。与中国不同，澳大利亚是一个国土大国、人口小国，除了农业和矿业外，其他产业相对比较单一。澳大利亚被誉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资源禀赋丰富，但其矿业发展也经历过多次危机。我刚到澳大利亚时，正是又一次矿业热刚刚开始，这源于那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对矿产资源的大量需求。而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澳大利亚矿业出现短暂衰退，但危机过后矿业又再次繁荣。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澳大利亚矿业发展再次受到影响，但随着经济的恢复也再次振兴。可以看出，矿业发展取决于市场，其兴衰与整体经济走势密不可分。而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矿产资源消费国，澳大利亚矿业要想持续繁荣发展，应相信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应与中国合作、共同发展。不仅是矿业，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样是这个道理。
写好煤炭“大文章”
煤炭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是由资源赋存特征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从长远来讲，我国还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只不过比例会下降，我们对煤的注意力不要分散。我们正在压缩煤炭比例，但国情还是以煤为主，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在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还要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
如何做好这篇“大文章”？如何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路虽远，行则将至。
1997年回国后，我主要从事工程力学与采矿工程方面的科学研究，主持或参加完成了包括澳大利亚重点自然科学基金（larc）、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博士点基金等纵向、横向科研项目20余项，先后担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研处处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校长助理及副校长等职务，并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十三届和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两会提交了多项有关煤炭、矿业和环境的提案建议。
“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炭行业顺应新时代经济能源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着力推进煤炭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做好去产能保供应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积极成效。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包括煤炭生产与消费逆向分布矛盾进一步凸显、煤炭产业二元化结构问题突出、煤炭清洁生产水平亟待提升、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等等。
为推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综合研判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能源供需情况和行业存在的主要矛盾，在煤炭产业“十四五”规划编制之际，我曾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一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着力推进煤炭产业产品升级、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依托现代科技，促进煤炭生产由机械化、自动化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加快现代科学技术与煤炭行业深度融合，推动智能矿山示范工程建设，推进煤炭生产方式转变。此外，要着力推动“知识性 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煤炭行业人才保障体系，大幅度提高从业人员（特别是科技人员）的薪酬待遇。
二是强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建立和完善煤炭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机制，实现煤炭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的战略转型。加大原煤入选力度，从源头上提升商品煤质量。发展清洁高效煤电，进一步提升电煤在煤炭消费中的比重。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推进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促进煤炭由燃料向原料与燃料并重转变，提升煤炭转化效率和煤炭清洁低碳利用水平。加强散煤综合治理，推广应用高效煤粉工业锅炉。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三是加快矿区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和完善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建立矿区资源、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推广煤矿绿色开采、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等技术，最大程度降低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力开展煤矸石发电、井下回填、塌陷区治理和土地复垦，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矿区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煤矿和生态文明矿区。
四是优化开发布局提高生产效率。综合考虑环保、经济和资源因素，加快煤炭开发向资源富集区、绿色煤炭区转移。优化煤炭生产结构，提高煤炭生产效率。坚决退出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和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推进煤炭与电力、煤化工、新能源、建材、现代物流和金融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高水平产业园区和特色项目示范基地，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五是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完善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投入机制，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实现煤矿开采系统简化、安全监测预警预报系统信息化、煤矿生产系统智能化，健全煤矿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保障体系。到2025年，煤矿安全防控体系全面建成，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基本杜绝煤矿重特大事故发生。
六是开展全方位煤炭国际合作。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加强煤炭资源开发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境外煤炭资源开发，提高煤炭产业国际竞争力。发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积极开展煤炭国际贸易，支持优质煤炭进口，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煤炭供需平衡。
为美丽中国增绿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今年，我也提交了“关于高度重视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作用”的提案，指出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促进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煤炭等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推动煤炭与清洁能源技术、产业与模式的有机融合，实现煤炭等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互为支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对中长期煤炭供需形势的研判，发挥好煤炭的资源优势，加强能源系统的一体化整合，并建立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部际协调机制以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同时，出台政策支持和鼓励新能源发电与煤电的供电组合。
在过去十多年的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期间，我一直为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我还记得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澳洲新快报记者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煤矿给老百姓的印象往往是比较脏。而澳大利亚的一些大矿场却非常干净，看不到尘土飞扬，煤矿工人也不是满面尘灰。您认为这方面中国是否需要向澳大利亚学习？
我答道：这个看法其实是片面的，实际上中国最好的煤矿要比澳大利亚的生产水平高，像神华集团，你穿着白衬衫下去走一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神华集团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环境保护方面，都比澳大利亚做得好。然而不可否认，当前中国还有大批中小型相对落后的煤矿，在环境与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我们正在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淘汰落后产能。
现在，距离那次采访已过去6年，中国的煤矿生产和环境综合治理也已取得了更多改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系统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现在，如果那位记者再采访我的话，我将自豪地告诉她，如今中国煤炭开采“含绿量”越来越高，中国煤炭人已经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发展之路。无论是让绿色成为最美底色的神华上榆泉煤矿，还是稳步推进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的贾汪地区，煤炭行业正在“化蛹为蝶”，为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贡献煤炭人的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