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诤友、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原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跨世纪百岁老人孙越崎先生（1893-1995）是我国近代煤炭石油工业的奠基人。他一生抱着科技兴国的理念，艰苦奋斗、坚忍不拔，走过了崎岖曲折的历程，为我国煤炭、石油事业的开发建设和人民解放事业曾做出卓越贡献。
爱国敬业 开发能源
孙越崎原名孙毓麒，浙江绍兴县山区同康村人，自幼胸怀科技救国的大志，求学上进。16岁时入县简易师范，1913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愤而改名为越崎，示意中国要“越崎岖而达康庄”。1917年春，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19年“五四”运动，他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支持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率先表态罢课游行，因拒写悔过书而被学校开除，后得蔡元培先生支持，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1921年毕业，在他父亲的动员下，北上哈尔滨，决心要干一番事业。从此他为我国现代能源工业奋斗终生，历尽艰险，出生入死，无怨无悔。
1924年初，孙越崎应聘参加创办中俄官商合办的黑龙江穆稜煤矿，长达5年之久，实践了探矿、建井、经营和铁路勘测建设的全过程。1929年他提出辞职，去美国留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不求学位，只想多学科学知识和办矿本领，为祖国效劳。1932年秋，学成取道欧洲、苏联回国，沿途用心考察工矿企业，颇有收获，为以后工作发展打下了基础。
1932年底，他回国到南京，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员兼矿室主任。1933年去津浦、陇海铁路沿线调查煤矿，同年到陕北实地调查、绘制石油勘探开发计划。1934年率队在陕北延安一带勘探石油，打成了中国人主持的第一口石油矿井。
1934年底，孙越崎被派去整顿长期亏损的中英合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担任总工程师、总经理。到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实现了“产运销100万吨煤炭、赢利100万元”的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以坚定的态度力排中外董事的非议，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拆运设备，转移人员，把中福煤矿整体迁移到四川后方。1938年，孙越崎在武汉翁文灏家初识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改建天府煤矿公司，卢任董事长，孙担任总经理。接着孙越崎把天府矿从原始生产方式改造成一座现代化煤矿，供应当时陪都重庆所需用煤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力地保证了军需民用。后来他还在四川先后合建了威远、嘉阳、石燕等煤矿，对增强后方能源实力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前，中国石油全部依赖进口，抗战爆发后，港口被日军占领封锁，油源逐渐断绝。1938年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决定要在甘肃玉门勘探石油，商周恩来同志从陕北油矿调两台钻机支援，1939年3月27日在玉门成功地打出了石油。随着日寇的不断进攻，后方油荒日益严重，汽车只能靠木炭发动，当时强调节油，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1941年3月16日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甘肃油矿局，调派孙越崎任总经理。1941年4月4日玉门井喷，出现大油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美国订购的石油设备大部分在缅甸仰光被炸毁。在此危急时刻，孙越崎决心靠自力更生，计划1942年要生产180万加仑的汽油。他立即组织设备的设计，并在重庆大后方收集原材料，让上百家企业赶制石油炼油设备，发运到玉门。1942年11月初，终于提前完成了180万加仑汽油的指标，比上年增产9倍。此后几年，油矿继续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很快缓解了油荒，有力地支撑了抗日战争。
1942年8月，蒋介石亲自前去玉门油矿视察，对在荒凉、偏僻、艰苦的不毛之地，短时间建成新兴石油产业，大加赞赏。不久，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专门前去参观学习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942年11月在兰州召开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1届年会，对开发玉门油矿成就卓著的孙越崎颁发了金质奖章。这是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之后的第四位金质奖章获得者。从此，孙越崎被社会上誉为“中国的煤油大王”。
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孙越崎调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他严肃纪律、奉公执法，工作很有成效，1946年底出色回笼法币1000亿元。在这同一段时间里，他还负责接收东北的敌伪工矿企业。在对苏联的谈判中，他顶住了苏联的傲慢态度，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保护厂矿 迎接解放
1947年5月，孙越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委员长。资源委员会领导着全国的重工业、矿业、电力、制糖、造纸、化工等国有企业，有121个总公司、1000多个大中型企业，还有若干勘测设计等研究单位，有3.2万多名技术和管理人员，其中40﹪以上大学毕业，有3000多人是留过学的高级人才，有70多万工人，其中，有20多万技术工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孙越崎认清形势，出于爱国和事业心，决心保护好中国仅有的工业基础，防止国民党的破坏和拆迁，跟共产党走，留在大陆。1948年10月，他借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召集资源委员会外地厂矿负责人和本部机关负责人共40多人，在资委会开了秘密会议。他分析当时淮海战役的形势，认定共产党必胜，他动员全体同仁和企业完整地留在大陆，为祖国人民服务，同时还部署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决策，让外地参会人员回去内部传达做好安排。1948年12月蒋介石召见孙越崎，要求孙越崎把南京的五大工厂(电照厂、有线电厂、电磁厂、无线电厂、马鞍山机械厂)迁往台湾。孙强调运输、经费等困难，采取拖延的办法，待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后，孙即下令停止拆迁。尽管蒋介石通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多次催促孙，但孙找了当时代总统李宗仁，劝说他要为国共两党和谈创造良好的气氛，李支持可不拆迁。南京解放后，孙越崎积极安排资金抓紧向待解放的中南、西南、西北内地困难企业发放足够的应变经费，使他们维持生产，保证人员不散，坚守岗位。最终资源委员会的设备、物资、财产、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在国民政府机构中是唯一的文职单位，接管时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表扬。这一爱国举动，对于建国初期经济的恢复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孙越崎于1949年5月辞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毅然脱离国民党的控制，从广州潜往香港。在那里，他策动了资源委员会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把储存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稀有金属、矿产品移交给人民政府，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嘉奖。该年11月初，他在香港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携妻、子返回北京，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曾受到周总理的欢迎。
参政议政 尽心尽力
回北京后，孙越崎被分配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任副局长，专管基本建设。他在陈云主任的指导下，研究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1952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他和资委会的一些主要人员被怀疑、受到审查；国家机构进行大改组，财经委员会撤销，孙志愿下基层工作，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任第三副主任。他经常下井了解情况，积极负责地提出降低粉尘含量、井下运输机械化、用喷高压水泥浆防止自燃和爆炸的方法等有益建议，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孙越崎曾任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唐山市、河北省民革主任委员。唐山地震后，他回北京不久，“四人帮”被打倒，政协和民主党派逐渐恢复活动。1979年他曾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监委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又曾担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煤炭部的顾问。尽管年事已高，但仍努力工作，发挥余热。1983年任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长后，多次组织三峡工程调查研究讨论，还亲自率组实地考察，撰写报告，向中央提出建议；通过京外实地调查提出加速北京煤气和华北油田天然气用管道运送到北京，使用清洁能源的建议；赴内蒙古协助解决小煤窑安全生产和综合利用等问题；并提出煤炭立法，保护与合理利用煤炭资源等建议，得到中央重视。
原资源委员会同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普遍受到冲击、迫害，甚至折磨至死，不少子女受到牵连，纷纷向孙越崎反映。资委会留在大陆是他策动领导的，他痛感对不起他们，不断向中央申诉。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直到1991年冬通过中央办公厅温家宝主任把信函送到江泽民总书记处。1992年3月江总书记接见孙越崎，充分肯定资委会同仁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并对策划保护资产、迎接解放的骨干人员可按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待遇；同时安排召开一次座谈会。10月7日数十位老同仁欢聚一堂，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主持，会上再次肯定他们保护厂矿、留在大陆，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的爱国行动和历史功绩，进一步推进妥善落实爱国人士政策。
孙越崎长期热心于做对台宣传与海外联谊工作，积极推进和平统一中国大业。1951年初，他就促成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从海外返回大陆。1989年秋他亲赴香港，联络港台海外亲朋好友，并筹划成立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台湾的著名人士，原资委会的李国鼎、赵耀东、李达海及原玉门油矿的老人和海外朋友和他们的子女，凡来北京的，也都要拜访他。孙越崎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还担任过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焦作工学院名誉院长，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等职。
屡经磨难 自强不息
孙越崎一生中曾多次遇险，经受百折磨难。在穆稜煤矿工作期间常遇野兽和土匪骚扰，随时有生命危险。1937年10月在焦作中福煤矿，把设备内迁四川时，被河南省国民党部和焦作市国民党部控告，以动摇军心，有汉奸嫌疑之罪，要求逮捕法办。孙到军法处后讲明大敌当前，拆迁机器是破釜沉舟，最终取得军法处的谅解。1949年10月，孙策划资委会弃暗投明，留在大陆，拒迁南京五厂去台湾，曾受到刽子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伯恩的监督催促，生命受到严重威胁。1949年下半年在香港策划资委会国外贸易事务所起义后，被国民党开除并通缉。11月4日从香港乘船返回大陆时，国民党政府派出四艘军舰拦截，幸亏船主英明改道，军舰拦错了船只，幸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孙越崎在唐山开滦煤矿被以“特嫌”关入“牛棚”、隔离审查、还遭受抄家、监督劳动、停发工资等迫害，夫人王仪孟因受人欺辱，患了精神分裂症，两次自杀，幸被抢救过来。孙接受600多人次外调，绝大部分是涉及资委会的政治问题，他深信自己爱国敬业、光明磊落，一贯正派，廉洁律己，问心无愧，坦然应对各种考验，抵制逼供诱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写违心材料。到1973年，组织上解除了对他的隔离审查，允许他自由外出。
廉洁律己 无私奉献
孙越崎长期主管工矿企业，并在有经济实力的资源委员会担任领导，还曾经管过接受处理敌伪产业，但他一贯清廉俭朴，刚正不阿，反对贪污受贿，依靠工薪维持朴素生活，两袖清风，没有家产。解放前，他享受国民政府部长级待遇。他埋头于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利益，连自己的工资多少，都不清楚。文革后任煤炭部顾问后，按副部长待遇，并享受技术专家津贴，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接见后才改为享受部长级待遇。
孙越崎于1995年12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生前多次表示：把遗体的可用部分捐献作医学之用；不开追悼会；骨灰用作肥料。充分显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在《孙越崎传》一书序言中，总结了孙越崎“爱国自强、不务浮名、廉洁律己”的高尚风范。中共中央原统战部长阎明复在悼念孙越崎的文章中说：“孙越崎作为我国工矿业的泰斗和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他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他的一生所做的贡献也是难以估计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孙越崎的历史贡献认识不足，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安排。1988年全国政协换届，有关方面在充分认识孙越崎的功绩、影响和威望后，曾考虑对其给予符合贡献的政治安排，但终因孙越崎年龄过高而未能做到，这实在是一件憾事。令人钦佩的是，孙老个人从不居高自傲，从不争名逐利，他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严于律己，光明磊落。”
为了纪念孙越崎的功绩和发扬他爱国敬业，勤奋务实的精神，煤炭、石油界建立了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会，奖励有成就与贡献的能源界科技人员和家乡的优秀教师和学生。其家乡绍兴县建立了越崎中学和孙越崎纪念馆，河南理工大学在校园里建立了孙越崎塑像，中国矿业大学建立了孙越崎学院，北京煤炭档案馆建立了孙越崎档案文物保管室。2009年6月15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举行了孙越崎先生铜像揭幕仪式。
（作者系孙越崎先生的女儿、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