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矿业学院度过的。那个年代留给我的记忆太多太多，以致提笔追忆时，竟不知从何着笔。不过，尽管留在记忆里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最难磨灭的依然是那时的学习生活。课堂学习自不必说，课余生活也是很值得回味的。
20世纪50年代，矿院学生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的。而课外活动的组织和实施，都是同学们在学校党委、团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自己的热情和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完成的。
先说每年新生入学的迎新活动，学校党委和行政部门都要组织同学参与，而且是新生参与。我是1955年考取北京矿院的，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同时接到要我提前报到的通知，大约比其他同学早报到一个星期。我到校后，与我同时被通知早报到的同学于洪珍已先我到达。后来我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于洪珍是班长。那时每班都有两名同学提前报到，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负责本班的迎新工作。
我们到校后的第一件事是接受培训。一天下午，在采煤系大楼的101阶梯教室，吴子牧院长给大家作报告。他身材魁梧、气度不凡。他的报告十分吸引人。他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情况，部署了迎新工作，对我们提出了几点要求。他讲话时声音抑扬顿挫，富有乐感，姿态平和、亲切动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说到吴院长的报告，在矿院无人不啧啧称赞。有一天晚上他给全校师生作国际形势报告，讲中印边境问题。整个大饭厅回荡着他那行云流水的声音。报告从晚上七点多讲到午夜十二点，没有人离开，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家都陶醉在他的报告中。在矿院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吴院长在大饭厅作报告，而旁边操场上在放电影，大家宁可听吴院长报告，而不去看电影。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报告确实有一大批“粉丝”。
话扯远了，还是来说同学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吧。当时的课外活动主要有宣传、文娱、体育三大块。这些部门都在团委的指导下，由学生会主持。学生会宣传部负责广播台、文学社、美术社；学生会文化部下面有乐队、合唱队、舞蹈队、话剧团、大活动组，等等；体育部则负责体育活动，下面有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田径队、摩托车队，等等。这些团队也就是社团，均有同学自己管理，各司其职，各展风采，课余时间校园内呈现一片热烈火红的景象。
迎新结束后，新生便投入紧张的学习，融入学校生活中。不久学生会副主席卢淑琳找我，要我到学生会工作，因我在中学时做过学生会主席，我也没有推辞，把班上团支部书记工作转交给其他同学，到学生会宣传部任副部长。当时宣传部部长是黄钟诚，还有一位副部长是汪廷安。宣传部主要精力都用在办广播上，下设的文学社、美术社、只是联系联系，活动由他们自己安排。
广播台分编辑、播音、电工三个组。电工组除了负责日常广播的机务工作外，凡是学校性的大会、大型活动等的扩音工作，均由他们一力承担，只是机器出现较大故障时，才由学校专职电工来帮助处理。广播因天天和大家见面，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每当广播到好消息或者好的节目时，全饭厅的人都以敲碗代替鼓掌给以回应。
广播节目，除播报全校新闻、各系各班的动态外，还播送同学的自由来稿，如杂谈、散文之类。有时广播台还自编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快乐。有一年广播台还根据报纸报道的化工厂女工向秀丽英勇救火而被烧伤的感人事迹编排了广播剧《向秀丽》。连续播出后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也是以不停的敲碗之声来表示的。
1958年，全校师生轮流到十三陵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广播台也办到了工地。广播台的同学轮流去值班，大家边劳动、边做广播，工地上热火朝天，广播也红红火火，鼓舞大家的士气，为大家的劳动加油。
院刊工作是由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脱产的主编、编辑只有二三名，其余都是学生兼职。尤其是记者。院刊有一个摄影组，当时也是极其活跃的。挂帅的是彭应禄，其余都是学生兼职。他们除为院刊提供新闻照片外，还担负着对外报道的任务。每逢同学们参加国家的重要活动，摄影组都要跟随拍摄新闻照片，连夜发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单位，采用率很高。有时也发文字稿，报道同学们的学习和课外生活。矿院的新闻不时在首都的报纸上亮相，院刊对于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爱校热情及矿院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
学生会文化部下的各种社团，每周定期活动。而其最活跃的是大活动组。每到节日，大活动组都组织联欢、演出、举办舞会等，而这些都是他们发动同学自己来做。演出的节目，除社团的以外，还有各系的，真是丰富多彩。
为配合招生，学校每年都要举行综合的文艺演出，招待北京的中学生，主要是毕业班的学生。记得有一年，学校专门到位于东长安街的煤炭部机关礼堂，为中学生举办了一场大型演出，有合唱、独唱、舞蹈、曲艺、越剧等。节目个个精彩，礼堂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热烈。其中有些节目，如刘杏君、于洪珍等自编演出的越剧《仙女下凡》，说的是仙女下凡后看到矿院处处都是新气象；还有董仲平的相声、梁厚民的快板书等，最受欢迎，几乎达到专业水平。梁厚民后来果然成为中央广播文工团的著名快板书演员。
每周六晚在大饭厅或大操场放电影，也是文化部大活动组操持，从挂银幕到放映到维持入场秩序，都是同学们自己干。那时一部片子附近几个学校同时放，要跑片，也是由专门的同学骑着摩托，到上一家将放映过的几盘胶片取回，放完再由下一家取走，一场电影要跑几个来回，但从来没有延误过。
每逢“五一”、“十一”，师生员工就要组织队伍参加天安门的庆祝游行。队伍中要有彩车。这扎彩车的事儿也是由宣传部组织同学来做。一般是由美术组设计，經校党委审查后交系里同学施工，各系轮流。彩车扎好了要在前一天运到游行的指定集合地点，如果用的是汽车还好，有时还要用三轮车，这时彩车就要由同学们推过去，路程要有十多公里。彩车运到指定地点，还要在那里看守一夜，直到第二天游行队伍来到，才能返校休息。
至于体育活动，学校更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党委副书记魏明亲自抓，下面只有一两个脱产干部和相关的体育教师参与，各体育队都是队员自己管理自己。体育队的篮球队曾在高校联赛中战胜清华大学队取得冠军，在校内外震动很大。长跑队更是在北京威名赫赫。北京市每年春节都要组织全市环城赛跑，董耀禄、崔云海等同学曾连续几届获得冠军。董耀禄还取得了运动健将的荣誉，一时传为佳话。
同学们平时的课外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异常活跃。每天早晨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在操场的跑道上，田径场上，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各种项目的锻炼：长袍、短跑、举重、单双杠-----大家都向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而努力。
体育队的竞技体育和同学们的群众体育交相辉映，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构成了矿院体育的绚丽画面。1958年，学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全国体育运动红旗院”锦旗，党委副书记魏明代表学校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手中接过锦旗，成为矿院体育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矿业大学校史的耀眼亮点。
同学们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的自治精神，对培养同学们的综合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对于同学们走向工作岗位后很快能独立工作也是大有助益的。就我个人来说，这段经历终生受惠，永远留在记忆中。
【作者简介】陶铠，1935年12月生，机55级，高级编辑。1959年9月调出做党团工作，1964年调煤炭部书刊编辑室任《煤炭工业》杂志编辑，1970年任燃化部政策研究室干部，1974年任邢台矿务局办公室副主任。1976年调光明日报社，历任总编辑秘书、总编室副主任、评论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社长，2000年退休，2001年任《中国图书评论》杂志执行主编，2005年退职。出版专著《楷体文章》、《走出现代迷信》等。主编《热门话题丛书》、《名人千字文丛书》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中国潮报告文学大奖《二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