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17日电（张世祥）煤炭作为基础能源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整体呈“富煤、缺油、少气”特征。长期以来，煤炭是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工业原料，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经济新常态和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煤炭产量增速放缓，2014年煤炭消费总量也首次下降，但当前煤炭仍然占据约64.2%的能源消费总量。根据中国工程院2014年公布的重大咨询项目《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到2020年煤炭消费比重降至62%的任务依旧艰巨，即使到2050年大约还将达到50%。煤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是我国最基础、最可靠、最安全、最廉价的能源。
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在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从1995年到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由13.7亿吨增长到41.3亿吨，平均每年增长1.5亿吨，煤炭消费总量的快速增加造成了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增长，煤炭开采带来的水资源破坏、地表植被破坏、土地退化和塌陷等问题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对新华网记者表示，在煤炭利用方面，我国先进技术与落后技术并存，落后技术比例仍然较大。虽然近年来新建燃煤发电厂以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为主，但是我国现存有大量的亚临界机组，目前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占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的不到40％；先进的高效煤粉工业锅炉、水煤浆工业锅炉、低质原料型煤锅炉市场占有率不到20％。北方农村仍大量使用散烧煤。燃煤排放的污染物，燃煤、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水资源消耗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尽管部分用煤行业节能减排已取得重要进展，煤电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煤炭利用总量大，占世界约一半，先进技术应用的比例相对较低，替代落后技术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建设周期，因而根本性地扭转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相关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需要在体制机制、技术、管理等多层面采取切实积极的应对措施。
目前，党中央提出了“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的能源工作总要求，明确了“节约、清洁、安全、低碳”的能源战略方针。由于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着力实现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优质化利用。因此，要破解煤炭“必须用”和“环境污染”的两难问题，关键是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的创新驱动型发展道路，而整体推进煤炭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是唯一途径。
对此，姜耀东建议，首先， 在国家层面，要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与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将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国策，将先进洁净煤高效开发、转化与综合利用技术和对待新能源一样加以培养、扶持，并将其列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支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统一领导，通过战略决策、技术创新、产业导向、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实现把煤炭由过去相对粗放的开发方式向集约化开发方式转变，由高排放利用向低排放、超低排放转变，由煤炭仅仅是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重转变，由单一能源系统向互联智能能源系统转变，从而夯实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基础。
其次，增加对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科技创新支持，依靠科技进步，逐步解决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中的重大问题。按照“科学开发、全面提质、先进发电、转化升级、输配优化、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的总体要求，鼓励政府、科技界和产业界加大研发投入，逐步实现煤炭开发利用全产业链的清洁化、高效化，增强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和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再次，出台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财税政策，进一步完善相关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在当前煤炭行业经济下行趋势明显、90%的煤炭企业亏损的困境下，更应加大对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高新技术在财政贴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力度，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的投入，积极推进相关工程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最后，完善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监管体系。研究建立权威、协调、统一、高效的有效监管体制，推进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煤炭物联网和信息网建设，强化国家、省级等不同层面煤炭生产、流通、消费、能效、污染物排放等运行指标的实时监测和信息公开，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